
△王瑛的长篇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发表于今年《作品》杂志第一期。

长篇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作者王瑛近照。

温雄珍用诗歌记录下“烟熏火燎”的生活日常。
“在这块土地上,产生幻想的不是本地人,而是一个时代的闯入。虎门这个小镇,每个世纪的到来,是时间说了算……”
今年初,《作品》杂志刊发了5万字的长篇散文《清洁女工笔记》,引发了多方关注与讨论。这些质朴自然的文字并非源于专业作家之手,而是流淌自清洁女工王瑛的笔端,记录着她在一家售楼部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《作品》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十月郑重地为这篇散文写下推荐语——“她的文字既有对保洁生活的如实记录,又有从低处的生活中生出的对星空的渴望……她的文字有着毛绒绒的生活质感,正是这质感,使得文中偶尔对星空的仰望显得格外真切动人……”
在东莞,像王瑛这样来自各行各业、书写与众不同生活经验的作者还有很多,从烧烤店员工、石材厂工人,到街道主任、体育老师……他们一度隐没在大众视野之外,如今却像一股股南粤大地深处涌现的潜流,汇聚成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奔腾江河,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和经验。
南方日报记者 戴雪晴 章倩倩
本栏图片系资料图片
带着“生命印痕”的深刻写作
时间拨回2008年。那一年,王瑛从汶川来到东莞发展,成为一名学前教育老师。退休后,她应聘到一家楼盘的售楼部当清洁女工。工作的间隙,她总是会用手机的备忘录记录下生活中的点滴感受,下班后再对这些内容进行修改。
后来,这些由一条条备忘录沉淀而来的文字,被投给了《作品》杂志社,并幸运地遇到了“伯乐”。而《作品》等文学期刊之所以能成为发掘业余写作者的重要阵地,与东莞多年前兴起的打工文学潮流关系密切。
王十月与《作品》杂志社副社长、副总编辑郑小琼都是东莞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。在他们通过写作上演命运逆转的传奇、实现身份的华丽转变之后,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业余写作者便成为一种天然的使命。这一“传帮带”机制,正助力东莞形成良好的文学代际传承。
与王十月发现王瑛的过程类似,郑小琼也发掘出温雄珍。这位小学五年级辍学、15岁从广西来到东莞的女性,白天摆地摊,晚上在烧烤店打工。有几年因为丈夫出车祸受伤,孩子还小,家里的重担压在她一个人肩上。但生活的磨难没有令她屈服,对文学的热爱让她坚持写作,忙碌奔波、“烟熏火燎”的生活,为她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。
2015年,温雄珍被一位文友拉进诗歌群,在这里,她得到了许多师友的耐心指导,对文学也有了新的认知。“刚开始写诗时,还有很多错别字,我就从认字开始。”慢慢地,温雄珍的思路发生了转变,“每天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,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。我就在想,怎样把身边的故事用文字表达出来”。
“游走在约古宗列曲的绵羊/到了晚上,把群星带回人间”“碾碎荒漠,在原有的土地上/开出属于我们的花朵”“没有人能从那场炙焰中把你解救出来,除非你/找到了那把梯子……”温雄珍的作品,既有对辽阔“远方”的诗意想象,也有对“生命印痕”的深刻审视。
郑小琼留意到温雄珍的才华,在《作品》杂志刊登了数十首她的诗歌,东莞市作协主席胡磊则以“温热生活中蓬勃烟火气”为主题,为她的作品写了数千字的评论。这种对业余写作者的全力托举,一直让温雄珍心存感激。
在为18岁的女儿写寄语时,温雄珍写道:“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,都要努力向上,开心健康。”这是她对女儿的温暖祝愿,也是自己多年来在东莞追逐文学梦想的心得与体会。
“这种不断地发现、培育人才,是东莞业余写作群体很突出的一个特点,也体现了‘新大众文艺’强调的平等特质,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被文学之光照耀。”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妩评价说。
来自生活“第一现场”的冲击力
如果说打工文学是东莞40多年来高速发展的见证,那么近年来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写作者及其表达的主题,早已超出了“打工”的范畴,为东莞的城市叙事注入新的色彩。
作为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城市,东莞的人群来自五湖四海。他们带着不同的口音、不同的记忆、不同的生活观念来到此处,碰撞与交融时刻发生。
曾经在石材厂当工人的曾为民写了几百首“石头诗”,他用“一块风餐露宿的石头”,记录下自己对亲情的刻骨思念:“让我想起漂泊多年的父亲/也是这样悄悄风化/以至于,我想不起他/曾经的容颜”;卖菜为生的黄立明在凌晨的雨夜中,完成一首大气磅礴的《世界神农》,“东方魔稻/满世界扬花吐蕊/世界因您而安康/世界正走在告别饥馑的路上”,表达了一个普通人对“当代神农”袁隆平先生的由衷敬意。
放眼全国,业余写作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与流行,从胡安焉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到王计兵的《赶时间的人:一个外卖员的诗》,从“奶奶作家”杨本芬的《豆子芝麻茶》到高校教师杨素秋的《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》……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文字安放精神和灵魂。
“这些业余写作者,他们用自己的肉身去感受过的、用自己的手摸过的、用自己的脚丈量过的经验,更具有‘第一现场’的冲击力。”中山大学教授、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表示,这些“活生生、毛绒绒”的经验,是文学写作的血肉基础,远非一些艺术修辞、艺术技巧可以替代,“我们眼中那些苍白无力的写作,都可以从业余写作者中的作品里获得启示。”
有评论认为,业余写作者的文字书写,已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,通过“新大众文艺”的生产与传播,演变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。
“业余写作在这个时代具有特殊意义。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李敬泽指出,在高度流动的、复杂的社会中,业余写作有助于打破人们仅以职业身份发生关系的局限,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打开、交流,实现相互认识和联结。
用文艺赋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
不仅如此,发轫于东莞的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、桥头文学模式、长安文学现象及其他文学群落,也正愈发受到文学圈内外的重视。
“这些写作是‘新大众文艺’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,人民群众进行文艺创作的愿望和机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,真正形成了人民书写、书写人民和人民接受、人民评价、人民传播的文艺景观。”东莞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张彤飚表示。
从打工文学的兴起到作家签约制度的建立,从“作家村”的自发形成到政府因势利导,打造出实体版的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,从具有现象级传播影响力的写作群落的出现,到如今业余写作者的集中涌现……东莞这座城市,多年来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沃土。
近年来,随着网络平台、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兴起,业余写作者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展示空间。为了发掘新文艺群体、发展“新大众文艺”,东莞市文联做了大量工作,如出台《东莞市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机制》,联合花城出版社实施“全链条”培育项目,举办各类写作培训活动,搭建文学交流平台等,实实在在为业余写作者提供全方位支持。
据悉,围绕“中国作家第一村”与“新大众文艺”热潮,东莞将重点打造成集创作研讨、版权交易、影视改编、文旅融合发展等为一体的文学聚集示范地,激活文学IP转化动能,整合资源推进“揭榜挂帅”项目,实施“文艺群落倍增计划”,构建“主村引领、多点开花”的全域文艺生态,推动文学惠民、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,力争打造“新大众文艺”赋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动案例。
李敬泽也表示,中国作协高度重视来自基层的写作者,各级作协要以各种方式向他们提供支持,热心帮助他们不断成长。
另据花城出版社社长、《花城》杂志主编张懿介绍,对于王瑛这样的业余写作者,花城出版社高度重视,将尽快出版王瑛的作品,同时还将从“湾区·新大众文艺”的角度切入,通过发表出版、推介传播、评论研讨等方式,发掘更多优秀的作家作品。
谢有顺期待,业余写作者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、大作品,从而带动更多的作家,通过东莞来认识中国、书写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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